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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自Quora，原标题：Do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apid economic success of China, base on a centralized decision making, non-elected bureaucracy will be a model to emulate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把问题中的“集体决策、非民选官僚制”拿掉，这并不是真正的中国，这是西方政治记者发明的“卡通中国”，他们都是脑细胞比变形虫还少的白痴。真正的中国可以完全理解为是由在产品开发方面有丰富经验的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在管理，中国ZF在制定政策时遵循严格的产品开发流程，即：收集潜在用户需求>>>研究>>>原型设计>>>迭代>>>全国发布>>>上市后监控>>>开始开发下一代产品。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一切都要从原型开始，从一个区域开始收集数据，然后到小城镇，再到大城市和省份，最后在全国发布，所以每一项政策背后都积累了10-20年的数据。这就是真正做出决策的方式。不是通过一个“谁”，而是通过经过良好测试的原型，其背后是大量数据电子表格，其结果独立地复制到多个地区和多个省份。至于官僚体制，它是基层选举和国家双盲考试的混合体，但随后是在“加权平均绩效指数”（weighted average performance index）上进行提拔的，它包含诸如“在你的管理下，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多少，大学入学率，GDP增长率，单位GDP的碳排放，减贫率，…”等硬数字。所以这就意味着你需要用“我用一个表同时测量所有的马，我让表告诉我哪匹马跑得最快”来代替“让每个人投票选出哪匹马跑得最快”。这个系统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很难在“整体人口”水平上实现。基本上，你需要把所有的人都变成数字，以设计出的原型而不是宗教化的东西为基础。如果耶稣基督在中国创造了3条鱼养活5000人（3-fish-feeding-5000-people）的奇迹，中国人会说，哇，这是一个有用的技能！其他人可以复制吗？你能给我一份所有参与者的电子表格吗？这样我就可以核实这些数字了？工程师就是这么思考的。试验的结果是既定的，就像临床试验总是会有一些不好的结果一样。比如，深圳不是经济开发的唯一“试点”。中国在4个城市启动了城市级试点，但只有深圳表现得很好，另外两个都很差劲，最后一个成了犯罪窝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你需要获取数据并进行分析，然后尝试复制在其他城市行之有效的做法来证实你的论断。拿直接MZ再举一例，中国在大约20万个村庄进行了20年的MZ选举试验。那些在俄罗斯、中东、拉丁美洲发生的事情——这些其实不是意外，而是在某些情况下注定的结果。这些迹象在中国的许多村庄都出现了，因此即使是现在，中央ZF仍在努力清理这一试验所造成的“寡头”（oligarchs）。所以你需要所有人都明白尝试新事物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将永远是痛苦和混乱的，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失败。只有当这是真正前进的唯一途径时，你才会忍受。你无法在一个宗教/前宗教社会里这样做，因为那里有宗教经典/意识形态，如果你遵循宗教经典/意识形态，一切都会是完美的！如果生活可以轻松确定，世界上有谁会想要痛苦的不确定性？但最重要的是——客观的标准会把精英们洗劫一空，因为在生物学上有一种“回归均值”（return to the mean）的现象。我的意思是，有哪个奥运选手能把金牌传给了他的儿子或女儿？哪一位伟大的足球运动员能坚持两代人？“精英”的后代往往既没有他们父母的身体/心理特征，也没有登上顶峰的耐力，他们大多都是普通人。因此，如果你想在将来改善你孩子的命运，你就必须努力改善每个人的命运，因为你的后代很快就会泯然众人矣。这本质上是属于强制性轮替。当然，很多人都想向上轮替，但谁想向下轮替？2000年前，中国是唯一一个通过国家双盲考试决定谁进入政府做官的国家。2000年后，它仍然是唯一的一个！“仿效中国模式”在政治上根本不可行。人们不是瞎子也不是傻子，如果做起来很容易，那他们早就已经做了！
在实行了千年左右的科举制度中，官僚的起点位置是由科举考试的成绩决定的，很少有内阁/宰相级官僚之子在考试中得分很高的情况。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如果有的话，在每个一般持续300年左右王朝中也只会发生一到两次。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儿子也往往只是省级官员或中央ZF级别的相对较次要的文职官员。即使儿子的成绩不及父亲，也因其很少发生而备受赞誉！我个人不记得有谁的父亲是宰相级的官僚，而儿子恰好也是（我可能错了，如果你碰巧知道的话，一定要帮我指出这一点）。基于至少1000多年的中国经验，那些优秀到可以成为高水平官僚的人和当今的精英运动员一样是反常态的，如果他的儿子被客观地审视，他的儿子将无法担当重任。让我困惑的是，美国人对政治家族（克林顿、罗斯福、肯尼迪、布什等）心满意足，而在我的中国人眼里，这种政治家族存在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体制中存在着固有的不公平，他们受到了特殊的待遇。是的，好莱坞电影里那些“伟大的血统”之类的东西，丘吉尔作风式（译注：英国首相丘吉尔沉迷于奢华糜烂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丘吉尔作风式的）的伟大的国王和王后的历史，由于某种原因，在体育和科学上，以及在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哈哈哈哈哈！盎格鲁人是最中世纪的欧洲人，这在欧洲大陆是不可接受的（译注：英国习惯于渐进式的保守改革，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而欧洲大陆经过了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以及数百年的战争洗礼，已建立起成熟的共和体制，封建残余较少，影响也不大，可能受不了英国王子皇孙这一套）。但是盎格鲁人很有钱，有钱人总是有更大的权力自吹自擂。就像沙特人很富有一样，尽管他们是真正的边缘部落，历史上阿拉伯人的中心应该是黎凡特，并从那里向外辐射，但现在是沙特人在代表着阿拉伯世界。这就是生活！
但英国有钱与沙特有钱是不同的（沙特有钱是因为他们恰好有幸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在我看来，盎格鲁人有钱似乎是“现实世界努力”的结果。我的意思是指工业革命、海军改革、外交制度等等，基本上包括了任何能使他们殖民世界的东西，这些和沙特拥有石油是不一样的。
“深圳不是经济开发的唯一“试点”，中国在4个城市启动了城市级试点，只有深圳表现得很好。另外两个都很差劲，最后一个成了犯罪窝点。”1979年，中国设立了4个“经济特区”进行试验。他们分别是深圳（巨大的成功），珠海（一般般），厦门（一般般），汕头（成为了主要的走私和逃税行动的中心，不得不被突击检查）。到1984年，由于最初的试验尚无定论，中国又把“经济特区”扩大到了14个。他们必须弄清楚“经济特区”在什么情况下有效，在什么情况下不起作用。到1990年，中国开放了上海浦东作为新的经济特区，这是一个标志，意味着他们真正弄清楚了这一点。因为坦率地说，最初被选中的4个城市是因为它们不重要，如果它们都失败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上海显然不是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是的，这不是一个“这样做，你就会成功”的事情。这更像是持续10-20年的一期，二期，三期临床试验，失败率高达70-80%，太痛苦了。
他们对上世纪30年代的纳粹也是这样说的，“他们让火车准时运行”。我怀疑这种“无所不知”的精英在没有责任感的情况下做出经济决策的模式，在中国会得到与其他地方相同的结果。他们会定期接受绩效考核。他们的许多业绩指标都是客观的、硬性的数字，就像销售配额一样。“创造就业机会”，或者说，在当地吸引投资以换取税收减免，这就是你能得到的经济效益。一个市委官员犯了诸如税收减免从来没有创造出承诺的就业数量这样的错误，你觉得他在下次考核中升职的机会有多大？你看过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2017年时任美国威斯康辛州州长）和他在富士康建厂问题上的滑稽插曲吗？密歇根州弗林特市水利局呢？还是FAA批准波音737Max呢？（译注：2014年，弗林特市为了节省财政开支，将该市的供水系统从底特律购买休伦湖水改为从当地的弗林特河引水。然而由于弗林特河水的高度污染以及城市供水系统管道的老化，致使该市在过去两年时间内供应的自来水发生重大污染，过程非常精彩，可以看以下帖子）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1069418
更不用说大流行期间所有的监狱看守了。中国监狱看守在2020年因囚犯感染病毒而受到一些最严厉的惩罚。
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是私营企业，失败的惩罚是解雇并最终破产。有人说，中国现在做得好的唯一原因是它允许私营企业做自己的事情。随着加强对经济的控制，这一时期似乎即将结束，这让我相信中国经济将会衰退。
美国许多监狱现在都私有化了，你有没有看一下它和过去政府管理监狱系统时的情况有什么不同？最后，您能否告诉我们，飞机安全、食品安全、无铅自来水等问题，如何由私营企业单独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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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中国政府如何做决策,中国模式能否输出,中国经济特区能否输出 专题：中国责任编辑：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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